【马涛、王岚】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赶超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赶超，并逐步改变以廉价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的局面。通过制度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会跻身于世界跨国企业行列之中。只有借助这些企业，中国才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真正实现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强大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和贸易构成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不断转型和升级。当前，国际分工体系日趋细化，产品内分工盛行，而中国正是借助各种形式的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近几年来，中国一般贸易比重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结构更趋合理。在整个国际生产体系中，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大量生产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承接着大量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加工组装出口大量更加复杂、更具差异化，甚至高技术含量的机械和电子类产品。中国的这种生产格局和贸易模式尽管在产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本土技术和收益的提升上是否也取得了一个飞跃呢？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或者全球价值链）上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已经跨越低成本供应商的角色，而作为廉价外包对象国的地位也已弱化。英国市场调查机构IHS Markit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70%的受访者把中国视为低成本商品采购地（廉价的外包目的地），而2016年持同样观点的受访者降到了50%以下。由此该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hub），而非仅仅廉价的外包对象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升级，一些产业或者产品已具有核心技术，成为价值链条上的不可或缺、收益较大的重要环节。

不可否认，几十年来，中国早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比如在供应链上，中国的上游有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国的下游有东南亚等国家。我们常用“微笑曲线”来诠释国家在价值链或者生产环节中所处的位置，居于曲线两侧的产品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等处于价值链的上游，而制造、组装等为价值链下游环节。所以，这个“中心”在此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承接着零部件的组装和加工，并输出给下一个国家生产，这种生产的纽带作用使其成为供应链的“中心”。其二是这种“中心”代表了具有垄断性质的总部服务，就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控着整条价值链的生产布局和利润的获取。那么，中国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下文将用一些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做出一定的判断。

一、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变化

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给出了包含OECD成员国和部分非成员国和地区的参与GVC的前、后向关联指数。参与GVC的前向关联指数表示的是包含在出口来源国总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即中国通过别国出口实现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参与GVC的后向关联指数则表示中国总出口中外国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前、后向关联指数主要是测度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的分布情况，两者加总的结果反映国家层面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图1 中国参与GVC的前、后向关联指数

数据来源：OECD GVCIndicators-May 2013数据库。

从国家整体的GVC参与指数看，中国在5个年份内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说明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不断深化（金融危机的后两年略有下降），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参与GVC的程度已经超越美国，与日本接近，与韩国和东南亚等国还有一定距离。具体而言，中国参与GVC的后向关联指数更高一些，说明中国出口贸易品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的比重更大一些。这说明中国更多的是承接供应链下游的组装生产环节，美国、日本等国则是供应链上核心零部件的提供者。但是，2005年之后中国的后向关联指数所占比重有缩小趋势，说明中国依赖加工组装出口的现状有所改善。比较发现，日本、美国和欧盟前向关联的GVC参与指数较后向关联指数要高，说明这些国家在产品研发、设计乃至营销等上游环节更具主导地位。

中国参与GVC的前向关联指数所占比重较小，充分说明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中国更多扮演的是中间品或服务的需求方，而不是中间品或服务的供给方。以2000年为界，之前的前、后向关联指数相差不大。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扩张和外资的进入，中国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大幅增加，导致2005年的后向关联指数达到一个峰值。金融危机前后几年，随着中国贸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国出口中内涵的国内增加值份额有所提高，这显示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有明显提升。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贴牌生产的加工贸易比重还较大，导致中国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更多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在加工贸易项下提高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中国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这不仅是改善贸易结构和促进产业升级的结果，也说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正在前移。

二、以行业要素贡献分析中国在供应链上的结构变化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各行业产出的国內增加值份额（DVA）、外国增加值份额（FVA）中各种生产要素创造产出的占比构成情况。以此分析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的国内外增加值份额的变化来体现该要素对产业的贡献。通过对行业产出的国内外增加值的要素分解（包括资本，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四种生产要素），我们可以比较各产业产出中要素组成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也折射出各产业在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政策影响。

通过比较1995年和2008年中国各行业国内外增加值的构成（图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各行业的国内外增加值的占比情况呈现以下共性特征：第一，2008年较1995年而言，多数行业外国增加值中的低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降低，资本所占比重有所提高。第二，2008年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内增加值比重较1995年有所提高。第三，各行业两个年份相比，无论是外国增加值还是国内增加值中，资本创造产出所占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行业普遍在进行着产业升级，多数行业的外国增加值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贡献越来越多的被资本所替代。同时，各行业产出中资本要素的产出贡献逐步提升，说明中国的产业投资力度在加强。但是，各行业高技能劳动力的产出贡献并没有显著提高，说明中国各产业尚未处在全球供应链的上游，即“微笑曲线”的两端。从要素的贡献看，中国各行业中资本、中等技能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比重较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低技能劳动力贡献的比重较高，说明中国多数行业还处在全球供应链的“爬坡”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明显改善，转型升级正在进行中，但还没达到产业的制高点，对整个供应链的掌控力度也远不及著名跨国公司。

三、劳动力成本提高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使中国不再是名副其实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外包目的地，这也是IHS Markit报告中提到的已跨越低成本供应商的角色。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超越低成本供应商的判断，应该从不同产业和地区进行具体分析。

相对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导致部分产业或者产品生产的对外转移。劳动力价格提高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较大，比如纺织服装、鞋帽等产业，导致部分生产任务已经转移至劳动力更廉价的越南、孟加拉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不过，这对中国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未必不是件好事。从企业层面看，利用资源重新配置的时机，寻求提供价值链高端的产品。这不仅是提升此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全球供应链上游攀升的契机，也是劳动力技能提升和转型的重要机遇。数据显示，以印尼、泰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无论是从实际出口额还是出口的全球份额都还未显示出显著提高，这至少说明中国还未失去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地位。

除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某些生产环节）向国外转移，还有部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情况。由于中西部地区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人力资本，因而成为东部地区转型升级产业的输出目的地。所以说，根据中国地区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只能说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发达的地区，已经跨越了全球价值链上低成本供应商的角色。

再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电子产业为例，从200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国，全球市场份额达到近28%。庞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并不能说明中国在电子产品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在巨大的出口额中，包含着大量外国生产的中间品和核心零部件。中国现阶段的工资水平，还具有吸引海外企业来华投资设厂的优势，加工制造、零部件组装仍将是中国在高端电子产业供应链中承担的角色分工。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长久以来，在高端电子产业领域，中国一直处在产业供应链的“中心”，但是距离掌握高端核心技术、掌控价值链高收益环节的真正核心还有明显差距，这就需要中国提高该产业的技术创新驱动，以高增加值创造来打造产品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中国会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赶超，也会逐步改变以廉价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的局面。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和总部服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跻身于世界跨国企业。只有借助这些企业才能使中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真正实现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强大实力。

　　（马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原文发表于《金融&贸易》2017年3月。版权所有。）